刘瑜：印度——民主为什么“不管用”？（2）

Original 刘瑜辛庄课堂 2024-05-01

黄土地上望星空

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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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我们讨论了印度的民主为什么“不管用”？为什么民主化70多年了，印度的治理绩效仍然千疮百孔。我试图传达的观念是，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，但不是决策本身。作为一个程序，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，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。这就像做饭，手艺怎样固然重要，但是如果食材有问题，那无论什么手艺都无法拯救这顿饭。我把这种观点称为“政体有限论”。

上次我主要从经济政策的角度，去分析印度民主的“原料”出了什么问题，现在我想切换一个角度，谈谈印度社会。在这个课程系列中，我始终强调，政治在社会中。政治就像是一条鱼，是养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水池中的，所以，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，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。在印度的案例中，不但是经济政策有问题，它的社会文化，也就是水池的水质，也存在重大问题。

什么问题？我想借用人类学家Gellner用过的一个词汇，叫做“表亲的专制”，"tyranny of cousins"。什么叫“表亲的专制”？或许可以从一个小事说起。

2018年6月的一天，是印度的一个小伙子索兰奇结婚的日子。一大早，他带着亲友团和一个乐队，就坐车赶到了新娘的村子门口，然后在路口换上了一匹马，新郎骑大马，很气派是不是？但是没走几步，突然村里窜出来十几个壮汉，愤怒地让他下来，为什么呢？原因是索兰奇是一个达利特人，而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，达利特人是不配骑马的。于是，双方发生冲突，新郎不得不报警。警察赶来之后，冲突才没有发展成一个流血事件。最后，警察留下来，给婚礼当保安，婚礼才得以安全进行。

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，不是1958年，1978年或甚至1998年。也就是说，民主化70年之后，印度人居然还是被分为有资格骑马的，和没有资格骑马的。但是，这样的故事，在印度社会司空见惯。甚至，某种意义上，索兰奇一家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在冲突中受伤，还办成了婚礼。但不是所有的达利特人都同样幸运。当达利特人与所谓的高种姓族群发生冲突时，他们被围殴、甚至被打死的情况屡见不鲜。有因为穿了不该穿的衣服被打的，有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寺庙被打的，有在错误的河里游泳被打的，甚至有因为眼睛“直视”对方而被打的……据说在我们中国东北，人们打架的理由之一是“你瞅谁呢”，居然在万里之外的印度，“你瞅谁呢”，也可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

大家可能会问：达利特人为什么这么悲惨？答案并不复杂，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“种姓制度”。在印度教中，根据职业身份，人被分为四大种姓。这四大类种姓之下，还有一类人，就是“达利特人”，也就是所谓的贱民。这些人占印度人口的15-20%，也就是两亿人左右，规模相当庞大。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形象的名字，叫做“不可接触的人”（untouchable）。为什么叫“不可接触的人”？因为自古以来，他们被规定做最肮脏的工作，比如扫厕所、屠宰牲畜、搬运尸体等等。因为他们的工作与污秽有关，所以高种姓人群认为他们很脏，是一种类似于瘟疫的污染源。于是，凡是他们碰过的东西，高种姓不能碰。这叫“不可接触”原则。

其实，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“职业世袭身份制”，像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，就是铁匠出身，叫Miller的，就是磨坊主出身，等等。日本、中国都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。但是，在其它国家，随社会流动性的增加，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。可是在印度，这种“职业身份制”特别顽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，内嵌于印度教，被神圣化了，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。我读到过一个报道，说一个新德里大学的教授去喝茶，服务员还是会问他：“你是什么种姓？”当他说出自己是达利特人时，对方告诉他：那麻烦你喝完茶自己洗杯子。所以，即使这个人已经身为教授了，在高种姓的人看来，你碰过的东西，我还是不能碰。

其实，对达利特人的歧视，只是种姓歧视里比较极端的一种形式而已。种姓制度里的层级非常复杂，所谓四大种姓，里面还有无数细分，达利特人内部也有很多细分，所以这是非常一个漫长甚至堪称精致的鄙视链。这个鄙视链，就是我今天所说的“表亲的专制”。

为什么叫“表亲的专制”？众所周知，当我们使用“专制”这个词的时候，通常其主语是“政府”，某某政府的专制，某某皇帝的专制，但是实际上，压迫一个人的可能不仅仅是政府，也可以是他的老板、他的家长、他的导师、她的丈夫等等……“表亲的专制”，就是用一种形象的方式，概括这种非官方的压迫。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，“表亲的专制”则用来形容来自于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。如果说政府的专制，其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，而“表亲的专制”，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，或者用经济学家Acemoglue的话来说，叫做“规范的牢笼”，cage of norms。

为什么说印度的社会问题是“表亲的专制”？在刚才我讲到的那个“新郎骑马”的故事里，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：在这件事中，警察不是站在那些围攻者一边的，他们是站在达利特人这一边的。他们赶到现场，制止了村民对新郎一家的围攻，甚至给这个婚礼当上了保安。这种关系格局，非常说明问题。在当代印度，种姓歧视的主导者已经是社会，而非政府。当然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也还有选择性，但是，至少这种做法是无法可依的。

事实上，印度从建国开始，就明确了政治世俗化原则，也就是说，印度并不把印度教作为国家宗教。法律上而言，印度也早就将所谓“不可接触原则”明确列为非法行为。甚至，为了纠正历史上的歧视，政府还出台了各种平权法案，也就是在大学录取、公共部门录用等领域刻意给低种姓群体留下一定的配额。到今天，印度已经有一半左右的联邦政府或公立大学的位置，专门保留给各种“低种姓阶层”。所以，印度政府“扶弱济贫”的决心还是很大的，以至于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批评政府走得太远、矫枉过正了。

但是，法律是法律，习俗是习俗。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，因为当压迫来自于政府时，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，去抗议示威、去推动立法改革，但是，当这种压迫来自于几百万、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，你向谁去抗议？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、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？所以，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，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扭曲为潜规则。

其实，种姓歧视只是印度的社会歧视的一种。在印度，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也很严重。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后，或明或暗地推行印度教沙文主义。比如2019年印度政府新颁布的“公民资格法”，提出给周边国家的被迫害宗教群体提供公民权，这本来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，只给基督徒、佛教徒、锡克族等等提供避难，不给穆斯林提供，结果引起轩然大波，因为印度有1.7亿穆斯林，这种公然歧视穆斯林的政策进一步极化了印度宗教族群的对立。莫迪政府之所以敢于这么做，显然是因为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歧视在民间非常有市场。

还有印度的“牛肉”战争。大家都知道，印度教把牛视为圣物，他们是不吃牛肉的。你们不吃就不吃好了，但是近年在印度，越来越多的地方也不让穆斯林吃牛肉或者做牛肉生意，民间出现大量自发的“护牛纠察队”，到处去查谁家吃牛肉了，谁家杀牛了，哪里卖牛肉了，并对有吃牛肉嫌疑的人大量展开私刑，有时候甚至直接打死。

“表亲的专制”绝不仅仅是印度现象，它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，只不过在不同国家，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。比如在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，“表亲的专制”很大程度表现为穆斯林极端分子对非穆斯林、乃至温和穆斯林的压迫。在缅甸，则表现为佛教徒压制穆斯林罗兴亚人。在东南亚，民间排华则是一种常见势力……总之，在发明鄙视链方面，不同社会可以说是各具特色。尽管政府常常在这种社会性歧视中扮演着相当的角色，但是在很多案例中，社会歧视比政治歧视走得更远，常常是政府迈出一步，社会已经冲出去十步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政府常常不得不像印度政府一样，充当一个缰绳的作用，把社会给拉住。

可能大家会说，OK，我知道了，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“表亲的专制”，存在着“社会性压迫”，但是，这和“民主不管用”有什么关系呢？社会性压迫，为什么会导致民主机制失灵？

当然有关系。首先，也是最显然的，“表亲的专制”会带来政治冲突的加剧。你欺负我，我不服，对不对？在古代社会，你还可能以宗教、宿命、轮回等观念来告诉我，我做牛做马是“命”，人就该“认命”，但是在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，你说你能骑马而我不能，凭什么？就印度而言，种姓之间的鄙视链，早已成为政治冲突永不枯竭的源泉。今天达利特人抗议被歧视了，明天高种姓的人抗议平权法案构成逆向歧视，后天其他低种姓的人抗议，为什么达利特人能够得到照顾，但我们得不到？……如此循环往复，政治充满动荡。所以，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点，表亲的专制抵消选举的意义。很多人相信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，是因为它放开“政治竞争”。在市场经济中，我们通常把竞争视为一件好事，对不对？因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嘛。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计算机厂商，那全世界的电脑可能就永远停留在386了。所以在经济世界中，竞争是好事。那么，为什么政治竞争却常常“不管用”、未必带来优胜劣汰？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，印度的政治家中嫌疑犯的比例非常高，如果优胜劣汰管用，这些人就不应该被选上。但是，他们偏偏上台了。

原因何在？这和“表亲的专制”大有关系。简单而言，我称之为“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”。什么是“理性逻辑”？谁能干、谁清廉，我选谁，这就是理性逻辑。什么是“认同逻辑”？只要是“我们的人”，管他好不好呢？不好也好。只要是“他们的人”，管他坏不坏呢？不坏也坏。这就是“认同逻辑”。所以，一旦“认同逻辑”碾压“理性逻辑”，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“失灵”。表亲的专制削弱政治竞争的意义，这是第二点。

因为类似的逻辑，表亲的专制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“部落社会”，这是第三点。这里，我说的“部落社会”，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，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。我们知道，民主的运转需要公民社会的监督，需要民众对政治家虎视眈眈。但是，一旦存在着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和鄙视链，民众的监督能力就会大大下降，为什么？还是因为“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”，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，而是发生在选举之间。理性逻辑是：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！认同逻辑则是：虽然……，但他是我们的人呀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

所以，表亲的专制可能加剧政治冲突，磨损政治竞争的意义，还瓦解公民社会，当然影响民主的质量。

结合经济观念和社会文化的问题，我们大致就能解释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：为什么印度的民主“不管用”？或者说，为什么“不那么管用”？当一个国家选择错误的经济政策、又充满了“表亲的专制”，民主很难带来良性治理绩效。

因此，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、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，它需要浇水、需要施肥、需要好的经济政策，需要超越“部落主义”的公民群体，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。世界上可能某些制度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，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，一键按下去，就可以直升天堂。

所幸，印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规范也在慢慢掉头。从90年代初开始，印度开始推动经济改革，它的经济表现也因此显著提升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。这并不奇怪，毕竟，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时，谁是什么种姓，一目了然，但是流动的社会中，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，总不能把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，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。“不可接触原则”，就这样无形中被解构着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，说资本主义经济多么邪恶，其实，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，它又是相当道德的，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提供的价值、而不是你的种姓、你的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，或者说，它在制造一种不平等的同时，也在消除另一种不平等。

而且，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，似乎远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。根据一个调查，到2015年只有27%的印度人还在使用“不可接触”原则，城市里则显著更低。从1991年到2016年，要求达利特人单独就座的婚礼，比例从77.3%降到了8.9%，经营自己小生意的达利特人比例从6%上升到了37%。目前，大量的达利特人开始成为商界、政界精英。2018年印度下议院中，15%的议员是达利特人，这已经接近他们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了。

当然，印度花了几十年来实现经济观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向，这个速度令很多人失望。然而，慢，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，因为它依靠试错来实现进步，而试错需要时间。它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，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转变。相比之下，威权政体的特定则是快，它的好处和坏处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，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，“all in”的结果要么是大治，要么是大乱。

“政体有限论”不等于“政体无用论”，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：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？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？很多时候，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，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，但区别在于，作为社会的一员，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，而当权力被垄断，社会和国家的暴力不对称使我们很难改变政府。

其实，印度70年的历史中，不是完全没有试过威权统治。印度1975-77年，有过18个月的“紧急状态”，那是英迪拉·甘地总理的一次短暂的威权政治实践。当时，因为同时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，英迪拉甘地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。印度建国几十年来，第一次出现了新闻审查、禁止政治集会、强制计划生育等现象。但是很快，紧急状态遭遇风起云涌的抗议。迫于压力，英迪拉·甘地不得不宣布提前举行大选，而1977年这次大选中，印度国大党遭遇史无前例的惨败，英迪拉·甘地本人也失去了总理职位。也就是说，民众选择了回归民主。看来，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，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，那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打了个趔趄，继续着它的冒险之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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